纪录片导演刘湘晨为你揭开帕米尔高原的

无论从哪个角度而言，新疆以及帕米尔高原都是一片神秘的所在——地理样貌、人文风情、宗教信仰、民族特色——就连它的名字，都透着悠远和苍凉。

“人类绝不会再有这样的幸运，把最高、最低，最冷、最热，最荒凉极致又绿意溢透的地方同时置于一方天空之下——这就是新疆。”刘湘晨曾这样倾诉衷肠，带着诗人的浪漫。

这位集作家、探险家、纪录片导演多种身份于一身的老男人，将毕生的精力倾注于一方水土，用笔和镜头为人类揭开了那片高原和荒漠上的神秘面纱，将许多鲜有人至、鲜为人知的少数族裔的生存状态和生活变迁呈现在世人眼前，文字的温度和画面的穿透力常常直指人心。

他拍的新疆题材纪录片《太阳部族》、《山玉》、《大河沿》、《新疆维吾尔木卡姆》、《阿希克：最后的游吟》、《献牲》等，在国内外获奖无数，他却不以为意，他有更大的“野心”。在最新的一部书稿《萨满与安啦》后记中，他如是写道：

“多少年间，我一直痴想：能够沿着不同的海拔高度，给塔吉克、柯尔克孜、哈萨克、蒙古、维吾尔五个民族完成五部具有史诗性内涵的影像作品，更深层的，是完成五个民族的文化梳理，以所有实地体悟与触觉，以清晰的判断，呈现新疆整体文化的面貌、构成、动机与所经历的过程。。。。。。我仍在奢望，再给我五年，至少一年。”

他从未如此感觉到时间的紧迫，在最近的一次拍摄中，他人生第一次服用了“救心丸”，这位常年风餐露宿、转辗流徙于群山和荒漠之间的执著者，第一次疑惑自己的体力和年龄。他并不惧怕死亡，他的纪录片早已记录了太多的生与死，他认为最好的辞世方式是在路上，可以就地以沙石或荒土覆体。

“不再有灵魂寄寓，人的身体何其轻薄啊！已不再有任何意义。人生，即使一千年，注定也是残缺。”在残缺的人生中，寻找人性的真善美，正是他岌岌以求的意义。

从红小兵到知青

拍摄了无数新疆少数民族生活的刘湘晨，其实是个汉人，他的祖籍原于山东省肥城县，而他生在长春，长在新疆。

他至今也没弄明白，是什么力量，让他的父母抱着决然而别的态度，从这个国度的东北迁到西北，那时他们也不过二十出头，却已经是两三个孩子的家长。

那是上世纪60年代初的某个年月，当时的刘湘晨还只有五六岁，从兰州到乌鲁木齐，一辆敞篷卡车要走十五天到一个月。他能记住的只是呛人的尘土和卡车的颠簸，还有从未见过的连片的大漠。

刘湘晨对凤凰周刊记者说，现在想来，他的父母或许是迫于生活压力，才下了那么大的决心。因为在长春工资很低，只有十几块钱，要养活两三个孩子很困难，而新疆刚开始搞三线建设，需要大量移民，身为东北大工厂的高级技工，父母就带着忐忑和憧憬卷入了入疆大潮。

刘湘晨记得，他在乌鲁木齐只上了一天小学，赶上精简下放，全家下放到北疆博尔塔拉州的博乐市。资料显示，博乐市的汉人占全市人口的一半多，蒙古族、维吾尔族、回族、哈萨克族等新疆主要族群在博乐都有分布。

在他的童年记忆中，并无民族的隔阂或交往障碍，“我们男孩子打群架，也有维族的朋友，也和他们打过架，但是跟民族没关系，不是因为民族问题打架。”

相对于小城博乐，刘湘晨一家算是从大城市来的，他们要向维族人租房住，而一些维族邻居看到他的父母有漂亮衣裳，也会跟他们借了衣服去参加舞会。有一次，邻居家的牛把他们家买的菜全吃光了，他的父母也不过是一笑了之，提起这些事，刘湘晨觉得都挺有意思。

刘湘晨是家中长子，从小比较懂事，很有责任感和全局观念，除了大妹，后面的几个弟妹都是他背着长大的。

文革开始那年，刘湘晨上小学六年级，新疆虽地处边缘，也没能逃过劫难。各种批斗、抄家、殴打老师虽不如内地严重，但同样不能幸免，正常的学校秩序被颠覆了。

刘湘晨的父亲是德高望重的工人，成为当地“保守派”的领导人，他自己当上了红小兵，“红小兵跟少先队一样，挺难加入的”。所幸的是，刘湘晨的学业并没有中断，他的高中正常上完了。

到了年，高中毕业的刘湘晨被安排到离家十几公里的燎原公社插队，成了一名知青，还当上了知青集体户的户长，负责一个小队的知青。

两年的插队生活，劳动强度非常大，一个人要包几亩十几亩地，种地、割麦子、收玉米、修水库、修大渠，样样少不了。回忆起这段经历，刘湘晨不无自豪，“两年干了不少事，我是干得非常出色的，一般人都很难想象，大家有口皆碑，很踏实。”

上大学

正是由于他的踏实肯干，再加上学习成绩较好，刘湘晨被选为倒数第二批工农兵学员，但他差一点与大学擦肩而过。

“工农兵学员”是文革期间的特殊产物，由于毛泽东坚决反对高考，中国又恢复了唐朝以前的推荐制度，大学新生直接从工人、农民和士兵中推荐产生，实际上，当时的基本社会结构依旧没有大的改变，机会更多的还是属于当时那些干部子女。

所以，普通工人家庭出身的刘湘晨认为，推选比后来的高考难。他向记者介绍，博尔塔拉全州一共只有5个汉族名额，普通老百姓家的孩子就很难进入这个序列，记得在被选上的学生中，就有随王震将军挺进新疆的原旅一位连长的儿子，其他的也多是某局长或某主任的子女等，都是博乐小城当时权力最显赫的一个阶层。

一开始，刘湘晨由生产队父老乡亲全票通过，“等于是把非常少的机会，给了他们认为最优秀的孩子”。可公社并没有刘湘晨的名额，村里的队长给刘湘晨放假，让他去找招生的人理论。

到了州上政审，又传言他的一个亲戚是反动“会道门”成员，结果组织部门派人到他家和父母所在单位一天就查了三次，核实祖宗三代都没有问题才能通过。

在州上最后决定的时候，刘湘晨的机会非常玄乎，险些被刷掉。有人站出来说了一句公道话，“你们都说是工农兵上大学，现在只剩唯一一个工人的孩子，其他全是干部子弟，你们应当让他上大学。”就这样，刘湘晨终于最后挤进了的20个预选名额。

虽然有了名额，但上哪所大学是自己决定不了的，而是由招生老师面试。刘湘晨心仪的是当时热门的武汉大学，武大的老师也非常想要他，他在学校成绩虽不是最拔尖的，但他一直坚持读书和写作，所以在面试的时候，综合实力明显高一筹。因为另有原因，武汉大学最终与他擦肩而过。

刘湘晨去了当时没有人愿意读的师范院校——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到了上海后，刘湘晨发现，“那里的教学条件是最好的，教学秩序正规。”文革之中，许多大学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当时排名全国前列的上海师范大学却有出奇好的教学条件、设施与环境，使刘湘晨受益菲浅。

由于文革之后刚开禁，大家连夜排队买书，刘湘晨抓紧点滴时间恶读了一批书，尤以文学类与哲学类书籍为主，多是一些国外文学名著，包括苏联的、法国的一批著名作家的作品。70年代末，朦胧诗兴起，刘湘晨也成了一名诗人，一名标准的文学青年，他在那个时候开始练笔，写小说、诗歌、散文，开始了文学创作之路。

他还记得当时沉浸在知识海洋中的那些悠闲时光。他经常在图书馆借几本书，买上一杯8分钱的咖啡，到桂林公园一坐就是半天、一天，直到天黑才想起回宿舍。

大学期间的另一桩大事，是去大光明电影院看电影，他现在还记得，电影版《红楼梦》刚刚解禁，他的一个同学看了十二遍，还有《乡村女教师》、托尔斯泰的《复活》都热映一时，成为他人生难忘的记忆。今年6月，他到上海开会，还专门抽时间去大光明电影院重温当年的感觉，看了一场《归来》。

从文字到画面

年，刘湘晨大学毕业，又回到了新疆。

在正式分配前，关于去向问题传言纷纷，有说去出版社的、电视台的、报社的等等，没想到的是，他被分配进了乌鲁木齐一家铝厂子校，当了一名中学语文老师。两年后，新疆财经学院招老师，由同学推荐，他应聘试讲并被选中，在那里教了5年“常用问题写作”，他开玩笑说，就是教怎么写请假条。

在新疆财经学院，刘湘晨开办了文革后的第一个讲座，讲萨特的存在主义，还组织学生办话剧社，并且在全国获奖。他笔耕不辍，写得越来越多。

年，刘湘晨来到《新疆青年》杂志社，做了长达7年的记者和编辑，编过一些很有影响的栏目，比如“思想者”，是他自己写的一些哲学随笔，也编过文学栏目，写过一些有重要影响的新闻特写、长篇通讯、报告文学等，他的文字已经驾轻就熟，细腻、饱满，透着哲理睿智。

年1月，刘湘晨应《黄金时代》杂志之邀，写了一篇介绍著名探险家刘雨田的封面文章，名叫《孤独的探险者》，这篇文章很快就被《读者》转载。《读者》是全国当时最有影响力的杂志之一，影响力远超过当时的电视。后来刘湘晨见到《读者》的主编，他告诉刘湘晨，“我们第一不登国内的人，第二不登活着的人，刘雨田是一个例外。”

这篇文章讲刘雨田独身穿越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过程，他如此描写道，“太阳，那有着不可抑拂的强悍意志的万物之主，正缓缓升起，这是它最绚丽多姿而又温柔无比的时刻，刘雨田却想到了死。他身上隐着一条条丹毒流窜的红线，水已用去了一半，走下去无异于一步步逼近死亡。他已多次面临绝境。可以去死，用他最后的资本——他的躯体，去表明他的意志。”

看了文章后，刘雨田问刘湘晨是不是也有探险经历，刘湘晨说没有。刘雨田说，“你这号人，一步不走就知道走一万公里的滋味”。

可能两人都没想到的是，后来刘湘晨不仅也成为一名探险家，还成为一名扛着摄像机在高山荒漠间来回穿徙的纪录片导演。

刘湘晨是在年进入新疆电视台的，那一年他正好40岁，从平面媒体到电视媒体，从文字工作到画面工作，这是他人生最重大的一次转折，但这次转折并没有经历太多障碍，整个过程甚至可以说是顺风顺水。

刘湘晨告诉记者，他最开始的定位是做一名优秀作家，但后来发现，自己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