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失的故宫二十四万箱珍宝15

大明成化宫廷工匠烧制素胎大明成化宫廷工匠烧制素胎大明成化宫廷工匠烧制素胎

北京故宫博物院二十四万箱珍宝之

雍正“仿景泰蓝珐琅大圆瓶1”

——黄梦笔著——

清朝雍正年间的金骨瓷胎掐丝珐琅“仿景泰蓝珐琅大圆瓶”，也可以称作“雍正掐丝珐琅五彩瓶”、“雍正白地珐琅彩瓶”、“雍正五彩大瓶”、“雍正斗彩大花瓶”、“雍正釉里掐丝珐琅釉上洋彩加斗彩瓶”、“雍正御书房陈设大瓶”、“郎世宁九子攀桃图”等等。此件器物为清世宗御书房所陈设用的大瓶，通高55厘米，口径不圆呈椭圆，一面为21.6厘米，一面为21.3厘米，底径19.7厘米，围长96厘米，净重克。“仿景泰蓝珐琅大圆瓶”，并非由江西景德镇御窑厂烧制，而是宫廷内务府造办处为雍正皇帝烧造的，大约烧造于雍正六年至雍正九年间。此器的烧造方法，与有“瓷帝”之称的笔筒基本相同，图画由郎世宁绘制，底足落款为“雍正年制”。

雍正对自己和郎世宁一起烧制的“瓷胎掐丝珐琅乾坤瓶”非常喜爱（详见《遗失的故宫二十四万箱珍宝13》一文），命人摆设在御书房作为观赏瓶。朝廷大臣经常前往御书房拜见雍正皇帝，观看了器物后，难免会窃窃私语。有人心里甚至不禁要追问道:“这是什么情况啊！孩童在摘寿桃，可桃树却边开花边结果，难道是桃树精吗？玉兰花有白色和紫色，这有粉红色玉兰花吗？画工画童子，要么三五个，要么八九个，可上面满满当当画了十九个，这又是几个意思啊？”雍正皇帝听到张廷玉等众大臣的私语了，脸上有点挂不住，心里感觉既尴尬又别扭。郎世宁毕竟是外国人不了解中国文化可以理解，雍正本人不应该犯这种错误，脸上当然会燥热难当了。可雍正皇帝却没有表现出来，而是不动声色竖耳倾听众大臣继续对御书房所陈设的其它器物如何点评，随后下旨训斥造办处:“仿景泰蓝珐琅瓶花不好。”当时内务府造办处负责人为怡亲王，怡亲王就是雍正皇帝的十三弟允祥（胤祥）。

据清史《内务府造办处做成活计档》记载:“雍正六年五月初五日，据圆明园来帖内称，怡亲王郎中海望呈进活计。奉旨:——珐琅葫芦式马褂瓶花纹群仙祝寿、花篮春盛亦俗气。今年珐琅海裳式盆再小，孔雀翎不好，另做。其仿景泰蓝珐琅瓶花不好——钦此。”而其中的“其仿景泰蓝珐琅瓶花不好”之句，指的就是“瓷胎掐丝珐琅乾坤瓶”，真正名称应该叫“金骨瓷胎掐丝珐琅瓶”。画面除了桃树、玉兰花、童子都存在瑕疵外，还有童子挑着灯笼，红色飘带居然还写着“恭喜发财”字样。有的童子则在燃放爆竹和“二踢脚”，旁边几个童子却在下围棋......好不热闹。

雍正皇帝本人不是画师，而画工郎世宁又是不甚深谙中国文化的意大利人，完全是根据雍正皇帝的要求进行构图，还要随时接受雍正皇帝提出的各种修改要求，才使得整幅画卷景物产生错位，画中各个场景之间谁都不挨着谁，都乱成了一锅粥。清宫内务府造办处受到雍正皇帝训斥后，重新烧制出这对陈设瓶来，把画中的牡丹花、玉兰花、桃花、喜鹊以及蝴蝶等都清除掉，仅保留竹子、桃树和寿桃，十九个童子也减为九个童子。对陈设瓶与“孔雀朝凤凰图卷”六棱笔筒配套的，为一套三器。

内务府造办处的宫廷工匠，先拿金丝银线编织出骨架，然后将胎土涂抹到骨架上面再进行塑形，胎土里面添加了黄金、白银和其它宝石粉末（约占胎土总量的3%——5%左右）。塑形好之后，再上釉入窑烧制出素器来。胎骨缠绕的金丝银线，平均一厘米8圈，圈长93厘米，长度约为米，黄金和白银总重量超过了克。但这仅是笔者的估算，不一定准确。

清朝雍正时期在烧造宫廷御用瓷器时，容易产生缩釉现象。郎世宁接到宫廷造办处送来烧制好的素器后，用白珐琅釉把素器表面完全包裹起来，运笔勾描出景物图样，将被染成各种色彩的金、银、铜、锡、铅等金属丝线，一根一根地掐入白珐琅釉里面，掐出景物的图样来。为了防止入窑烧制时金属丝线会翘头，还以极细密金丝编织而成的金丝网和一种盐白色的丝网（目前还不清楚该丝网的材质是什么，初步推断是珐琅。）按照需要进行剪裁后，覆盖到由金属丝线掐出的景物上面，入窑进行烧制。使用小喷壶把金粉和各种浅色彩料，一点一点慢慢吹到丝网上面，等到干了之后再提笔补色重新入窑烧制。经过多次反复入窑烧制后，以剪窗花方式裁剪纸片粘贴在底部，拿小喷壶把青花釉料吹到纸片上面，打上“雍正年制”款，又重新对画面补色再度入窑烧制。经过最后的审查，发现画卷上面还有缺漏，于是又重新补笔添彩入窑烧制，至此这件雍正皇帝御书房使用的陈设瓶才正式宣告烧制完成。有人说是九次入窑烧，还有人说是十三次入窑烧，笔者对此说法也并不反对。因为笔者也很伤脑，实在数不出来入窑烧制的准确数次，笔者可以清晰数出来的入窑烧制次数至少是八次以上。笔者不知道各种珐琅彩釉是否也需要单独烧制。如果需要单独烧，那么此件珐琅瓶入窑烧制的次数，恐怕二十次都挡不住。

除了各种珐琅彩釉外，整个瓷瓶表面的釉层全都是珐琅白釉，珐琅白釉分失透和半透明两种。一般珐琅都是拿来画景物的，使用珐琅来烧制整件器物胎体表面全部的釉层，仅见于雍正和乾隆御用器。而且珐琅釉层居然还没有出现任何小开片，估计有可能是与整件器物表面釉层都是珐琅白釉有关系，也可能是与烧制时如何控制窑炉温度的高低有关系，这一秘密仅有郎世宁一人掌握。

瓶体表面“九子攀桃图卷”，笔触细腻，用色考究，整幅画卷雅致而绝美，给人一种赏心悦目的感觉。绘制“九子攀桃图卷”，郎世宁虽然使用的是中国笔墨，但是却採用西方油画的技法进行绘画，使得整幅画作呈现出油画透视的效果。而且郎世宁是在金丝银线上面先吹金粉再以金彩勾描之后才铺上彩釉，使得整幅画卷透着一股清爽暖意，让人顿感心旷神怡，这就是西方油画的绘画技巧。郎世宁的这幅“九子攀桃图”，与“瓷胎掐丝珐琅乾坤瓶”上面的十九童相互比较，显得更灵动一些，九童子个个神态各异。所绘制的青竹也是精美绝伦，应该是中国历史上最精彩的一幅青竹图。烧制“瓷胎掐丝珐琅乾坤瓶”，是遵照雍正皇帝本人设计的图样绘制的，却无端受到训斥，可能郎世宁心里有点不痛快。在绘制“九子攀桃图卷”时，对桃树叶子的处理不太用心，给人感觉叶子的处理有点草率。画卷中所有的景物，均都是用细如发丝的金丝银线镶嵌而成，有的甚至细微到仅有头发丝的二十分之一。在三百年前的中国，还没有掌握生产如此精细金丝银线的技术，只能依靠从国外进口。康熙年间推行的海禁政策，使广州成为中国唯一可以与外国进行通商贸易的口岸。但是迄今为止，整个广东省都还没有发现康雍乾时期遗存下来的各种工艺产品中使用了相类似的金丝银线，所以从国外进口的这种说辞似乎无法成立。根据笔者的推测，这种细微得仅有头发丝二十分之一的金丝银线，有可能是郎世宁离开意大利前往中国时随身携带的。

制作“金骨瓷胎掐丝珐琅”技艺，最早就是由郎世宁在康熙末期至雍正初年间发明创造的。说是郎世宁发明创造的也并不太准确，郎世宁是根据景泰蓝的制作方法，又结合了西方油画的技法，将铜胎掐丝珐琅制作工艺给移植到瓷器上面，创造出了“金骨瓷胎掐丝珐琅”技法。使用小吹管来喷珐琅釉，最早也是由郎世宁发明的。雍正时期，养心殿造办处工匠胡大有以及宫廷画师戴临、贺金昆、鄒文玉等人，掌握了使用小吹管喷珐琅釉的技法，他们都是由郎世宁授教的。但是也仅限于吹管喷珐琅釉方法，郎世宁似乎并未将如何把金丝银线嵌入珐琅釉的技艺教授给戴临、贺金昆、鄒文玉这些画师。目前仍未发现由戴临、贺金昆、鄒文玉等人绘制的“金骨瓷胎掐丝珐琅”瓷器。估计是郎世宁从意大利随身携带的材料非常有限，没有办法用来进行大批量的烧制瓷器。雍正时期绘制的“金骨瓷胎掐丝珐琅”瓷器，在景物的重彩部位，郎世宁通常会嵌入五至六层金丝银线。可是到了乾隆时期，郎世宁在景物重彩部位所嵌入的金丝银线，就大幅降低到一至两层而已，表明郎世宁随身携带来的金丝银线应该已经接近告罄。画珐琅彩瓷器，北京故宫博物院的那些研究员都认定是雍正皇帝和乾隆皇帝的御用器，这种认识是错误的。有文献记载，乾隆六年曾将四百多件画珐琅彩瓷器集中于端凝殿以红木匣包装封存。如果是皇帝御用器，这种行为本身就令人感觉有点匪夷所思，不拿来使用想留着下崽么？作为皇帝御用器，根本就不可能离开紫禁城宫门。可目前在日本、英国、瑞典等国家，均都发现了雍正时期和乾隆时期所烧造的画珐琅彩瓷器。因此笔者判定画珐琅彩瓷器并不是皇帝的御用器，而是雍正皇帝和乾隆皇帝专门为馈赠外国使节所烧制的国礼。画珐琅彩瓷器上面的诗句就是证明，所谓的诗句确实够湿的，都湿得有点发霉了。所题的诗句，读起来既拗口又别扭。无非就是酸秀才调书袋充门面，用以彰显大清帝国皇帝的文冶武功罢了，题写的诗句也充分体现了这一点。“金骨瓷胎掐丝珐琅”瓷器，从制胎到上釉再到掐丝，整个烧制过程都是在宫廷造办处内完成的。雍正皇帝和乾隆皇帝本人甚至还参与制作了其中的某一个环节，所以才有了“雍正御制”、“乾隆御制”此类的落款。

根据清史《内务府造办处做成活计档》记载，北京故宫博物院古陶瓷部那些研究员寻找到了关于“景泰蓝”的明确记录，却完全没有意识到一个事实，即“景泰蓝”和“仿景泰蓝”是两种物件，根本就不是一回事。景泰蓝器是各种“铜胎掐丝珐琅器”的总名称，而“仿景泰蓝”则是指“金骨瓷胎掐丝珐琅器”。身为研究员，居然分辨不出“景泰蓝”和“仿景泰蓝”两者之间的区别，这简直就是故宫古陶瓷学术研究的一种耻辱。虽然“金骨瓷胎掐丝珐琅器”就是仿造景泰蓝烧造出来的，可还是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景泰蓝的烧制，是在制作好的铜胎表面进行掐丝，然后填上珐琅彩入窑烧制，再经过仔细打磨而成。可“金骨瓷胎掐丝珐琅器”，则是在烧制好瓷胎素器表面施珐琅白釉（部分器皿在珐琅白釉下面先加一层石灰釉），将金丝银线嵌入珐琅白釉里面，粘贴上剪裁好图样的纸片，上面覆盖细密的丝网，用吹管把薄珐琅釉、金彩、浅色釉等依照顺序一层一层往上喷洒，取下丝网和纸片后再运笔润色，补上底足落款了，最后才入窑重新烧制而成。除了釉中彩，又有釉上彩。可以说是将五彩、斗彩、粉彩、金彩以及珐琅彩等等，全都汇集于一身。烧制“金骨瓷胎掐丝珐琅器”，远比铜胎掐丝珐琅的景泰蓝难度更大，技术含量也更高，耗费的时间也更长。一件“金骨瓷胎掐丝珐琅器”，可抵半个故宫的铜胎掐丝珐琅（景泰蓝）。以制作成本而论，“金骨瓷胎掐丝珐琅器”是世界陶瓷史上所生产的最为昂贵的古代艺术品。略大一点的一件“金骨瓷胎掐丝珐琅器”，其生产所需要材料的成本，即便按现代的价值来折算，仅材料就接近百万之巨。小一些的“金骨瓷胎掐丝珐琅器”，其材料也需要数十万。只有坐拥天下财富的皇帝，才能不惜血本地生产制作如此豪侈的艺术品。当时大清国内务府所使用的珐琅彩料，都是从国外进口的，价格比黄金还昂贵约30%左右。“仿景泰蓝珐琅瓶”烧制所使用的珐琅釉，虽然是由怡亲王和柏唐阿、宋七格等人炼制的国产珐琅釉，估计成本也应该很高。整个瓷器胎体上面的釉层全都使用珐琅白釉，内外釉层相加比胎土还要厚，表明当年烧制这件“仿景泰蓝珐琅大圆瓶”所耗费的成本，相当于11公斤黄金，是名符其实的“黄金瓶”。

雍正时期和乾隆时期宫廷内务府烧制的“金骨瓷胎掐丝珐琅器”，一些瓷器表面的部分景物和人物，都采用由郎世宁设计出图样直接从国外订购法琅纸了，粘贴到胎釉上面进行烧制的。笔者并不了解二百五十年前至三百年前法国或意大利生产珐琅金属画的整个流程，可能是生产商接到客户设计图样后，在模板上雕刻出图样来，将各种金属粉末以及各种金属丝线填进模板的图样中，铺上一层珐琅材质的细密丝网，再压一块模板入窑烧制，经过高温烧制之后，由金属粉末和金属丝线构成的图样粘贴到珐琅材质的细密丝网上面，便形成了珐琅金属画。但这仅是笔者个人的一种推测，不一定准确。在法国和意大利两国的众多教堂装饰材料中，是否存在同一个时期类似的珐琅金属画，笔者也不知道。对宫廷画师来说，绘制陈设对瓶上面的人和景物，追求的是越接近一致越完美。可事实是做不到的，绘制的时候无论再怎么精心细致，完全相同的两幅绘画，或多或少都会产生一些差异。如果不是借助于西方国家这种半工业化产品，简直无法想像郎世宁是如何做到让陈设对瓶上面两幅绘画完全一致的，就连人物眉毛的粗细、大小、长短以及断点都相同（也有个别对瓶差异比较大，比如胎釉存在缺欠的地方，郎世宁会在这些地方多添一朵花或两片绿叶。）。除了雍正早期的几件瓷器由郎世宁本人亲手掐丝外，雍正后期和乾隆时期所烧制的“金骨瓷胎掐丝珐琅”器，郎世宁基本上都采用这种西方半工业化产品来烧制，这可以大幅降低烧制的难度。由于要先设计图样发往国外生产商，外国生产商拿到图样后再烧制珐琅金属画，这需要一个漫长的时间，因此烧制出一件“金骨瓷胎掐丝珐琅”瓷器来所要耗费的时间却不一定会缩短。

笔者至今收集到15件雍正时期宫廷内务府造办处烧制的“金骨瓷胎掐丝珐琅”瓷器，瓷器上面的绘画均都由宫廷画师郎世宁精心绘制的。其中圈足底部落款为“雍正年制”的有4件，落款为“雍正御制”的有4件，落款为“大清雍正年制”的有7件（其中5件为篆刻款）。有9件烧制于雍正元年至雍正六年间，均都使用从国外进口的珐琅釉。有6件烧制于雍正六年至雍正十三年间，开始使用国产的珐琅釉料。国产的珐琅釉料，是由怡亲王和工匠宋七格于雍正六年七月一起研制出来的。可是所研制出来的国产珐琅釉料，存在严重的技术缺陷，因此很容易推断出器皿烧制的时间。如“瓷胎掐丝珐琅乾坤瓶”烧制在雍正六年之前，均都使用进口的珐琅料，白珐琅色泽莹白如雪，胭脂红色泽沉着亮丽。而“仿景泰蓝大圆瓶”在雍正六年之后烧制，使用的是国产珐琅料，白珐琅色泽偏灰不莹白，胭脂红容易产生爆釉现象，且这个爆釉现象直到乾隆时期也没能解决。“仿景泰蓝大圆瓶”无论是画面图案还是烧制所使用的国产珐琅料，都与《清宫做成活计档》一书的记载完全吻合，毫厘不差。尽管生产出了国产的珐琅料，可是烧制的部分掐丝珐琅瓷器，却仍旧使用进口的外国珐琅彩料。如《遗失的故宫二十四万箱珍宝10》一文所介绍的“乾隆瓷胎掐丝珐琅十二生肖笔筒”，使用的就是外国珐琅料（该文已发布在平台）。雍正的这对“仿景泰蓝珐琅大圆瓶”，是笔者迄今为止所收集到的器型最巨大的珐琅彩瓷器。

七十年前，中国国民党战败撤退台湾岛，精心挑选北京故宫博物院四十六万箱珍宝装运上船撤离中国大陆。可到达台湾时，只有二十二万箱60万件，其余的二十四万箱珍宝途中丢失了，从此下落不明。这仅是民间传说，而民间传说通常都注有水分。因为南迁的故宫博物院文物总数量共计一万九千五百五十七箱，不可能冒出四十六万箱来。笔者推测实数应该是四千六百箱，运到台湾的是二千九百七十二箱，解放后运回北京的有一万余箱，留在南京还有二千余箱，遗失的数量大概是一千六百二十八箱。而这件“仿景泰蓝珐琅大圆瓶”，就是七十年前中国国民党撤往台湾途中丢失的那一千六百二十八箱北京故宫博物院珍宝之一。中华民国十四年，国民政府曾对当时的北平故宫博物院文物进行详细清查。据《故宫物品点查报告》记录，这件雍正金骨瓷胎掐丝珐琅瓶，中华民国十四年旧藏于北平故宫博物院的钦安殿“延晖阁”。只是当时国民政府点查人员并没有发现这件大瓶的秘密，在报告中记录作“雍正年制款大圆瓶”一个。这种陈设瓶都是成对的，可能是点查人员的笔误。

遗失的故宫二十四万箱珍宝16

明宪宗本人亲手制胎明宪宗本人亲手制胎明宪宗本人亲手制胎

北京故宫博物院二十四万箱珍宝之

雍正“仿景泰蓝珐琅大圆瓶2”

——黄梦笔著——

清朝雍正年间的金骨瓷胎掐丝珐琅“仿景泰蓝珐琅大圆瓶”，也可以称作“雍正掐丝珐琅五彩瓶”、“雍正白地珐琅彩瓶”、“雍正五彩大瓶”、“雍正斗彩大花瓶”、“雍正釉里掐丝珐琅釉上洋彩加斗彩瓶”、“雍正御书房陈设大瓶”、“郎世宁九子攀桃图”等等。此件器物为清世宗御书房所陈设用的大瓶，通高56厘米，口径不圆呈椭圆，一面为20.6厘米，一面为21.2厘米，底径19.6厘米，围长96厘米，净重克。“仿景泰蓝珐琅瓶”，并非由江西景德镇御窑厂烧制，而是宫廷内务府造办处为雍正皇帝烧造的，大约烧造于雍正六年至雍正九年间。此器的烧造方法，与有“瓷帝”之称的笔筒基本相同，图画由郎世宁绘制，底足落款为“雍正年制”。

雍正对“金骨瓷胎掐丝珐琅乾坤瓶”非常喜爱，命人摆设在御书房作为观赏瓶。朝廷大臣经常前往御书房拜见雍正皇帝，观看了器物后，难免会窃窃私语。有人心里甚至不禁要追问道:“这是什么情况啊！孩童在摘寿桃，可桃树却边开花边结果，难道是桃树精吗？玉兰花有白色和紫色，这有粉红色玉兰花吗？画工画童子，要么三五个，要么八九个，可上面满满当当画了十九个，这又是几个意思啊？”雍正皇帝听到张廷玉等众大臣的私语了，脸上有点挂不住，心里感觉既尴尬又别扭。郎世宁毕竟是外国人不了解中国文化可以理解，雍正本人不应该犯这种错误，脸上当然会燥热难当了。可雍正皇帝却没有表现出来，而是不动声色竖耳倾听众大臣继续对御书房所陈设的其它器物如何点评，随后下旨训斥造办处:“仿景泰蓝珐琅瓶花不好。”当时内务府造办处负责人为怡亲王，怡亲王就是雍正皇帝的十三弟允祥（胤祥）。

据清史《内务府造办处做成活计档》记载:“雍正六年五月初五日，据圆明园来帖内称，怡亲王郎中海望呈进活计。奉旨:——珐琅葫芦式马褂瓶花纹群仙祝寿、花篮春盛亦俗气。今年珐琅海裳式盆再小，孔雀翎不好，另做。其仿景泰蓝珐琅瓶花不好——钦此。”而其中的“其仿景泰蓝珐琅瓶花不好”之句，指的就是“金骨瓷胎掐丝珐琅乾坤瓶”，真正名称应该叫“金骨瓷胎掐丝珐琅瓶”。画面除了桃树、玉兰花、童子都存在瑕疵外，还有童子挑着灯笼，红色飘带居然还写着“恭喜发财”字样。有的童子则在燃放爆竹和“二踢脚”，旁边几个童子却在下围棋......好不热闹。

雍正皇帝本人不是画师，而画工郎世宁又是不甚深谙中国文化的意大利人，完全是根据雍正皇帝的要求进行构图，还要随时接受雍正皇帝提出的各种修改要求，才使得整幅画卷景物产生错位，画中各个场景之间谁都不挨着谁，都乱成了一锅粥。清宫内务府造办处受到雍正皇帝训斥后，重新烧制出这对陈设瓶来，把画中的牡丹花、玉兰花、桃花、喜鹊以及蝴蝶等都清除掉，仅保留竹子、桃树和寿桃，十九个童子也减为九个童子。这对陈设瓶与“孔雀朝凤凰图卷”六棱笔筒配套的，为一套三器。

内务府造办处的宫廷工匠，先拿金丝银线编织出骨架，然后将胎土涂抹到骨架上面再进行塑形，胎土里面添加了黄金、白银和其它宝石粉末（约占胎土总量的3%——5%左右）。塑形好之后，再上釉入窑烧制出素器来。胎骨缠绕的金丝银线，平均一厘米8圈，圈长93厘米，长度约为米，黄金总重量接近克。

清朝雍正时期在烧造宫廷御用瓷器时，容易产生缩釉现象。郎世宁接到宫廷造办处送来烧制好的素器后，用白珐琅釉把素器表面完全包裹起来，运笔勾描出景物图样，将被染成各种色彩的金、银、铜、锡、铅等金属丝线，一根一根地掐入白珐琅釉里面，掐出景物的图样来。为了防止入窑烧制时金属丝线会翘头，还以极细密金丝编织而成的金丝网和一种盐白色的丝网（目前还不清楚该丝网的材质是什么，初步推断是珐琅。）按照需要进行剪裁后，覆盖到由金属丝线掐出的景物上面，入窑进行烧制。使用小喷壶把金粉和各种浅色彩料，一点一点慢慢吹到丝网上面，等到干了之后再提笔补色重新入窑烧制。经过多次反复入窑烧制后，以剪窗花方式裁剪纸片粘贴在底部，拿小喷壶把青花釉料吹到纸片上面，打上“雍正年制”款，又重新对画面补色再度入窑烧制。经过最后的审查，发现画卷上面还有缺漏，于是又重新补笔添彩入窑烧制，至此这件雍正皇帝御书房使用的陈设瓶才正式宣告烧制完成。有人说是九次入窑烧，还有人说是十三次入窑烧，笔者对此说法也并不反对。因为笔者也很伤脑，实在数不出来入窑烧制的准确数次，笔者可以清晰数出来的入窑烧制次数至少是八次以上。笔者不知道各种珐琅彩釉是否也需要单独烧制。如果需要单独烧，那么此件珐琅瓶入窑烧制的次数，恐怕二十次都挡不住。

笔者是在古玩市场内见到这对陈设瓶的，只知道瓶子是老物件，至于老到什么程度则不清楚。笔者原来就打算买个大瓶或大缸来装古字画，于是便将这对陈设瓶买下。骑着车回家走到半路时，一辆公交车突然驭入非机动车道逼来。附近并没有公交车站点，对公交车的无端靠近，猜想司机是否在醉驾，笔者心一慌连人带车一起摔倒在马路上，只听一声清脆巨响，纸箱重重砸到了水泥地板上。“全碎了，真是太倒霉了。”笔者扶起车叹了一口气，还是继续把纸箱带回家。到家打开纸箱来查看，一个瓶子居然还是完好无损，另一个瓶子则被砸开了一条缝，从瓶子口沿一直贯到瓶子底部。损坏一个还剩一个，笔者略感些许安慰，随手抓握住损坏的瓶子想掰成两半，然后拿到楼下去扔。可奇怪的事是，笔者使劲去掰都掰不开。家里使用的瓷器，无论是碗盘碟，还是瓶罐瓮，只要裂纹近半，用手轻轻一掰就会分成两片。一米高的车座砸到水泥地上，即便是5厘米厚的大瓷缸也会被摔得粉碎，何况是只有0.5厘米厚的瓷瓶。这个瓶子却只裂开一道贯底长缝而已，连双手使劲掰都掰不开，这让笔者感觉非常诧异。于是顺看裂缝查探，竟然看见胎土里布满了黄灿灿的金丝和白花花的银线，把笔者吓了一跳。以为是自己眼晴看花了，又连续查看了十几次，还特意用刀去刮，最后证实胎土里确实是金丝和银线。“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啊！”笔者在震惊之余，重新对这对大瓶进行鉴定，鉴定结果是这对大瓶为清雍正真品。鉴定结果一出来，笔者顿时怒火中烧，转身就出门去。准备去找公交公司算帐，向公交公司索赔，谁叫那个混蛋司机无缘无故把车开进非机动车道来？可是笔者走到楼下时，又愣住了。因为笔者忘了记是那路公交车了，更忘了记公交车的车牌号，于是又悻悻往回走。回到家后，笔者又转念一想这一摔，还真是摔得好，摔得妙，不然笔者又怎么会知道这对大瓶胎土内藏有乾坤呢？大清帝国这个帝王家的“终级秘密”，就这样被笔者给发现了。从此以后，笔者便开始用心在古玩市场收集，经过多年的努力，最终收集到了这数十件“金骨瓷胎掐丝珐琅”和“瓷胎掐丝珐琅”器。笔者是在边收集边研究的过程中，发现了“金骨瓷胎掐丝珐琅”和“瓷胎掐丝珐琅”的存在，同时还把负责制作“金骨瓷胎掐丝珐琅”和“瓷胎掐珐琅”的郎世宁给揪出来了。根据目前的数量统计，笔者总共收集到了约80幅郎世宁的画作。还证实了雍正皇帝和乾隆皇帝二人，都曾参与烧制“金骨瓷胎掐丝珐琅”和“瓷胎掐丝珐琅”。由于手工掐丝的“瓷胎掐丝珐琅”这项技术，一直不为世人所知，无论是江西景德镇还是北京景泰蓝厂或是民间仿造者，均都不掌握这项技术，因此不存在赝品之说。而采用珐琅纸粘粘方法烧制的珐琅彩瓷器，赝品数量却非常巨大。赝品可以分两种，一种由民国初期江西景德镇赴北平故宫博物院参观团仿造的，另一种就是当代造假者利用电脑仿造的。

大家似乎对“大明成化画珐琅瓷器”非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