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吴贻弓他是导演,更是诗人新民晚报

年春节过后，我得了本《花语墅笔记》，扉页上写“晓军，闲时随便翻翻可也！吴贻弓”。我知他不久前搬进了西南郊的一幢别墅并为其命名，从此逃离危楼闹市，置身花香鸟语，遂了平生心愿。文章虽无定式，心愿却是恒常，倘前者是后者的映现，便为人文合一。因此文章大半虽为前作，却被他尽数收入书中，便是身未有处、心早已处的缘故。我向他致谢，他解释说，书中杂七杂八，你可只拣有兴趣的来读，是谓随便翻翻。又说，里面有好几篇发言稿，却并非充数，毕竟也算是自己人生中的重要内容，更自忖能做到不说空话套语，无论大会小会的发言，都离官腔较远、靠平常心较近，是谓随便说说。我一边听着，一边随手翻着他的新著，不由想起一事。就在前年，他出席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颁奖晚会，作为主席，除要在开头致辞，还要在末尾授奖，上下台各两次。从贵宾室一出来，他就把我坐的边席占了，说是自己方便，更不扰旁人。有好几人来劝，他只是含笑微微，并不挪动些些。晚会两个小时，他始终坐在一边，我却坐在中间。我一边坐着，一边不时瞄向他的侧面，不由想起一事。就在去年，他出席画家陈逸飞的追悼会并致悼辞，事先表示自己所撰之文，绝不容许删改哪怕一字，否则宁愿不致辞、不出席。这种情况极其罕见，据我看来，概是他做人的原则、文化的底线遭到了挑战，不得不猛喝之、坚抗之。我相信一个人的随意与执念，犹如一块硬币的两面。有些人因有太多的随意，便有了一股极深的执念；因有太多的宽容，便有了一个极高的苛求；因有太多的细腻，便有了一种极大的疏淡；因有太多的纯白，便有了一抹极鲜的斑斓。这话反过来说，也是一样，恰如一块硬币的两面，而他们因此显得不同一般。更何况他有浓烈的诗人气质。虽然除了歌词，我从未见过他的诗作，却坚信称他“诗人导演”，是最妥帖的。这当然不仅指他的电影富蕴诗意，而更是通过看他的影片，我能感到诗意的源头并非出自镜头和胶片，而是发自他天性中的诗性。只要天性中有了诗性，那么即使不着一字，也无妨成为一位真正的诗人。倘若诗性足够浓烈，则能延伸和浸润到他所从事的事业，尤其是艺术之中。关于文学和艺术的差异，我以为前者首在求真、次在求美，后者首在求美、次在求真，虽着力有别，却互为表里，彼此依存而且交通。不过，真毕竟要比美更基本、更重要，所以饶宗颐说：“一切之学必以文学植基，否则难以致弘深而通要渺。”我以为诗不仅是文学的至高点，且能达到艺术的最妙处——只消受轻风一缕，便能身置春意盈满；只消见纯白一片，便能心感五彩斑斓。通过平等的授予和默契的接受，艺术的视听之娱将会达成文学的心灵之约。这次他从艺术回到了文学，不是诗，而是文。写来言平意丰，在自然随意中见细腻绵密，更在细腻绵密中见诙谐幽默。文中多次出现“怎一个愁字了得”、“兀地不开心煞人也么哥”之类，“也么哥”多见于元明戏曲，相当于“呵”、“呀”之类以加重前意的语气。以往只知他的古文功底好，如今才知他对老戏也有情，并与一位号称“笛王”的昆曲名家称兄道弟，非常亲密。我一边读着，一边为之莞尔，不由想起一事。有时候他高兴起来，不但会说“是也”、“然也”，且会哈哈大笑、手舞足蹈。那样子很像舞台上洋洋得意的昆曲小生。转过年来，正逢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二十周年庆典，市文联决定出版一本纪念画册，由我担任主编，并为主席草拟序言。我自然将官样文章作了诗化处理。文行已终，诗兴未艾，顺手在末尾加了一阙词——冬尽君知否？举头高处看。娇柔丰泽玉生烟，香冷彻澄寰。独放非争艳，先开得自然。春来何必觅喧阗，纯白最斑斓。词牌名为《巫山一段云》，顾名即知原述巫山神女之事。我怕他忌讳，特意隐去词牌，只以小令称之。等了几日后，我去电探询修改意见。他说文既好、词更佳，一字不改。刚要挂断，他顺口问起小令的词牌。我早有准备，如实相告，又说采用此牌意为描摹女子美态，暗喻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乃一位君子好逑的窈窕淑女是也。后来听人说，在庆典当晚的迎宾宴会上，他致罢祝酒辞，当场朗诵了这阙小令，只是未提词牌。当念到“纯白最斑斓”时，他的嗓音尤为清亮悠长。（胡晓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