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年前被拐离家乡,聋人小胖终于回家

“手擀面”、“雪山”、“沱牌酒”，彭国祥小心翼翼收藏着和家乡关联的一切。他想要还乡，过去的20多年里，总能在上海站附近的广场找到他，这里是他想象中离家最近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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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记者魏芙蓉编辑陈晓舒校对李铭

上海火车站白玉兰广场上的不少人都知道，“小胖”想回家。

“小胖”是白玉兰广场上的露宿者们对彭国祥的称呼。他是一名聋人，安静、不知来路，即使是共同生活的十多年的流浪朋友，也很少有人能准确地叫出他的姓名，他们喊他“小胖”。

他曾被一个陌生男人带离了家乡，大巴驶过盘山公路，火车穿越山洞，从此和来处失了联系。

“手擀面”、“雪山”、“沱牌酒”，彭国祥小心翼翼收藏着和家乡关联的一切。他想要还乡，过去的20多年里，总能在上海站附近的广场找到他，这里是他想象中离家最近的地方。

但有限的沟通条件和模糊的记忆都成为他和家乡的区隔。家乡的模样就散落在彭国祥模糊的手势动作里。

▲时隔25年，彭国祥终于能回家了。图源受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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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胖想家了”

没人说得清楚彭国祥是什么时候出现在上海站的，连他自己也记不大清。

别人跟他打听来路的时候，他就在纸上写“四川”，他能识别和写的字极有限，但姓名“彭国祥”和“四川”他都记得牢。那几个字出现在纸上，字迹歪斜，在旁人看来，那不像是“写”的，更像是凭借记忆“画”出来的。

被拐离乡的那一天，原本是彭国祥计划中的一次赶集，他从家出发，走了一段山路，又坐了一会儿拖拉机，经过两小时到集市买“四川沱牌酒”。

关于家乡的记忆已经模糊了，他无法描述出家乡的具体位置。记忆中的家——有河，女人干活时戴白色的高帽，屋顶有房脊，窗是井字格，对开的木门，门上有两个环，屋旁有秋千。

事实上，在上海站，少有人关心他的来头。在这里流浪的大部分人都是不愿归家，更多时候，他们觉得“一个哑巴，还能怎么说？”除了广场上的聋人伙伴，“小胖”和其他人少有交流。在这里，他不仅仅是个异乡人，还是个无法交流的孤独者。

白玉兰广场不大，被夹在两栋商厦之间。广场南端中国移动门檐下一条两米宽的大理石台阶是他平日里的“睡床”，这里避开了北端拥挤的人流，而且有更稳定的WiFi信号。去年，他用攒下的钱买了一部元的智能手机。

聋人听不到电话响铃，接打电话都通过视频进行。彭国祥唯一的娱乐活动，就是去南广场KFC的二楼，找个有充电插口的位置，打开手机看视频，他总看枪战片和故事片，都是无声的。

“睡床”边门店的卷闸门通常在晚上六七点就会拉下，但只有晚上10点以后，待广场保安下班离开后，露宿者们才能在这里睡觉，并且在次日早上六点半——广场保安上班前离开。冬天的夜晚，彭国祥会在大理石地面上依次铺上纸板、垫被、身上再盖两床厚被褥。至少晚上11点半之后——送走了最后一拨赶车高峰，人流散尽，楼宇的装饰灯熄了大半，上海站的夜晚才算真正来临。

每一年，上海最冷的那几天，零下四五℃，这是顶难熬的日子。前些年，有露宿者发现了上海站主楼的西侧入口处有个小漏洞——没有身份证和车票的情况下，掰开入口的铁栏杆后，侧身就能钻入。彭国祥那会儿也跟着钻进候车室二楼过夜，那里宽敞温暖，有不少按摩椅。但这个漏洞很快被发现——铁栏杆被掰坏后，工作人员焊死了铁门。

有聪明的流浪者，会买一张当晚11:00出发去苏州的火车票，14.5元，他们晚上9:00刷票进站，然后立马退票，这样一来，只需花2元的手续费，就能拥有一个温暖的夜晚。但被拐离家的20多年，彭国祥一直没有身份证，无法正常购票。

▲夜间的白玉兰广场，与上海站南广场隔路相望。新京报记者魏芙蓉摄

彭国祥至少在上海流浪了20年。刚到上海的时候，他先是经历过一段捡垃圾、食剩饭剩菜、卖废品的日子。因为饥贫交加，他还曾把电瓶车的电瓶偷去卖，卖了两百块，被拘留了一个月。

他被人注意到时，已经开始通过摆地摊修自行车谋生——拆装轮胎、打胶、补漏，每天傍晚时分，彭国祥都会骑着一辆载满物件的三轮车准时出现在上海站的拐角处。那辆由他自行改装三轮车存储了他几乎所有家当，车厢焊上铁皮，钉上几块木板，挂上铁锁，塞满了衣物被褥等生活用品。

他在广场上做了好些年修车的生意，这项营生停下来以后，便在广场周围找些零工干。聋人能做的工种有限，大多是快递分拣、舞台搭建和当黄牛排队一类的活，但拿不出身份证经常会让他在开工前就被拦在写字楼外。数月前他就接了一单活，作为黄牛为微商去某品牌鞋店排队拿号，从晚上9点排到次日上午11点，结束后，寻常人能拿到元工资，只有他和他的聋人朋友拿了80元。

他是广场上少有的能攒下来钱的露宿者。当地公益组织给流浪人员提供救助，彭国祥每个礼拜都能洗两次澡、领四顿饭，并能申领部分生活物资。

他大多时候都能吃上一日三餐，经常光顾上海站北广场中华新路的一家刀削面店。南广场的面12元一碗，一个人的时候，他会穿过南广场，去到更远的北广场花8元买碗面，端着回到熟悉的白玉兰广场，扯一张小凳，广场上的公共座椅就当成饭桌，就着从相熟店面拿来的多余的大蒜头和葱吃面。

也是在一次吃面的时候，彭国祥告诉朋友姜金扣：同样的手擀面，妈妈也会做。几年前的春节，两个人在高架桥下做工，上海燃起烟花，彭国祥被年节的气氛触动，也比划着说：“小时候，自己点鞭炮，砰砰砰地炸开”。

姜金扣是广场上为数不多的能理解他手语的——“双手相交比划屋顶是‘家’”、“摸摸下巴长胡须是‘爸爸’”、“头发过肩是‘姐姐’”，“伸手示意及腰的高度是‘小时候’”……一起漂泊二十多年，这些动作一出现，姜金扣就知道，“小胖想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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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站没有山，不是家”

彭国祥想要回家，但是“家在哪里”就首先难住了他。

年，彭国祥去成都找家。长途出行，对一个没有身份证的人来说并不容易。那次是姜金扣领着他去上海北广场的长途汽车站，花元，找黄牛免身份证买了一张去成都的汽车票。汽车司机了解彭国祥的情况后，表示一定把他拉到当地救助站再放下。临上车前，彭国祥高兴，打手势告诉姜金扣：等找到了家，还回来。

一个月不到，彭国祥回来了。他出现在姜金扣面前，比划了一个屋顶手势，随即两手一摊，“家，没有”。姜金扣事后得知，彭国祥到了成都的救助站后，地方派出所民警帮他进行了相关查询，但没有任何收获。

关于彭国祥更早的一次出行，姜金扣印象中，那至少是五年以前了，彭国祥独自买了汽车票去四川，至于怎么买的票，目的地是哪里，结果如何，他不得而知。

彭国祥手机里存着一张白色的纸片，上面记下了“兰州、重庆、成都、西安”几个地名。他后来称那是他去过的地方，离家时他经火车站转乘最后来到上海，他想找到印象中的那个火车站。但他赶到这些地方的火车站后发现，“没有山，不是家”。

▲回家前夕，彭国祥收拾的在上海20多年的行李。图源受访者

每次找家失败后他都回到上海站。

在白玉兰广场，他能看到上海站每天吞吐出巨大的人流，人们往来于家与异乡之间。他守在这里，这里离想象中的那个“家”或许最近。

这些年，白玉兰广场的露宿者显见地少了。过去人多时，白玉兰广场的各类门店屋檐下躺了不下五十余人，到近两年，常见的熟面孔只有十五六人左右。

广场上年轻的“小湖北”结束流浪，回了武汉；“瘸子”也在社工的劝说下被送回了老家。前不久，甚至他的聋人朋友也找到了家，她返回上海站时，给彭国祥带来一张自己新办的身份证和残疾证。并在此后的日子里自如往返上海站和老家。

彭国祥的朋友们也明显察觉到，他想回家的愿望更强烈了。

朋友徐明由和彭国祥相熟多年，年初他也在上海站流浪，五年后结束流浪生活，渐渐在上海成家置业。每次回到广场，徐明由都来找他。

去年12月初，彭国祥和徐明由一起吃饭，那天彭国祥喝了些黄酒，划拉着手机上的数张图片给徐明由看：小麦、面条、田地、拖拉机……

彭国祥44岁了，他们相识16年，彭国祥16年如一日地在上海站漂泊。徐明由意会了，在自己手机上写字问：“想回家？”彭国祥点点头。

徐明由接着又拿出了自己的身份证，放桌上敲了两下，想示意：“你有身份证吗？”

一张皱巴巴的纸片由彭国祥从外套口袋里取了出来，那是从香烟盒上撕下的锡箔纸，已经很旧了，他递给徐明由，上面用歪歪扭扭的字迹写下了“彭国祥”，和一串18位数字。

徐明由很意外，他立马把彭国祥带到火车站附近的身份证自助挂失机处，但那串号码输入后，进行人脸识别，机器扫过彭国祥的脸很多次，均显示身份证号码不存在或输入错误”。

徐明由是在事后才反应过来，那串以“”开头的身份证号是安徽的，“明显不靠谱”。不知是谁给了彭国祥这串号码，让他把它当成身份的证明，小心保存了这么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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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在哪？

那天之后，徐明由和姜金扣通过广场上派饭的志愿者，找到了北京世纪慈善基金会“流浪者新生活团队”的义工金建，“我们不知道他的家在哪，但是金建接触过那么多流浪人员，他们一定有办法”，徐明由说。

当天晚上金建就赶到了白玉兰广场。一群流浪人员立即朝他围了过来，他们七嘴八舌地告诉金建：“能不能想个办法送他（彭国祥）回家”，“他讲他是四川的”，“吃面吃麦子的”，“他没有身份证”，“在派出所登记过的”……

人群里最安静的是彭国祥，他穿一身红色袄子，虽然说不出话，但一脸焦急神色。

金建想到的最简单的办法是从户籍信息入手。他领着彭国祥去了上海站地区治安派出所，他的登记信息显示为河北唐山，但结合“年生”，“坐火车来（上海）的”，“家里有姐姐，爸爸，妈妈，爸爸是聋人”等，他们在系统里查询不到匹配的信息。

是四川还是河北？12月4日，一个名为“彭国祥回家”的